《流变的家庭: 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
【内容简介】
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化力量不断渗入村庄，农民日益嵌入市场，且与之发生深度互动。作者通过驻村调研考察，挖掘潜藏于乡野日常下农民的生活逻辑及家庭的内在机制，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抽丝剥茧地梳理了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嬗变。此书所论聚焦于家庭领域的具体现象，如婚姻模式、代际关系、养老问题等，并由之延伸至村庄、市场等场域，剖析相互间丰富而幽微的联动关系。流变的家庭既是社会从传统至现代转型的产物，亦是其发展变迁的见证。
【作者简介】
李永萍，1987年生，四川宜宾人。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家庭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研究。近年在《青年研究》《社会发展研究》《中国农村观察》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内容试读】
村庄竞争与熟人社会的异化
笔者在华北农村调研发现，当地村庄社会内部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华北农村多为平原，历史上开发较早，人口繁衍较快，资源有限，人地关系比较紧张，容易形成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其二，当地村庄多为多姓杂居，村庄结构呈现出分裂型的特征，各个小亲族之间容易形成竞争的态势。然而，出于防御外敌、互助合作等功能性的需要，村庄内部也需要形成相互合作与整合的结构，因而呈现出一种既有竞争又有整合的村庄结构形态。在这样的村庄结构形态之下，村庄内部形成了很多规范来约束和指导人们的行为，从而使村庄不至于失序。其中，以五服为核心的小亲族结构既是一种功能性组织，同时也是村庄规范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可以看到，华北农村虽然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分裂型的、竞争型的村庄结构，但竞争最终又是指向整合、指向村庄的“公”。个体之间的竞争并不会撕裂村庄的“公”，农民在相互竞争的同时还有合作与互助的需要。然而，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的时期，农民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压力，农民之间相互竞争的一面越来越凸显，而相互合作的一面愈趋消失。小亲族除在红白事上的相互帮工，以及村庄政治中的“合纵连横”之外，基本不再发挥其他功能。村庄作为一个熟人社会，原本是可以为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及其家庭提供社会支持。良性的竞争，或者说以村庄整合为导向的竞争构成了个体及其家庭奋斗的动力，进而在熟人社会中获得自我实现。然而，在当前华北农村，激烈的村庄竞争已经撕裂了村庄的“公”，进而重构了熟人社会中的关系，熟人社会从一种社会资源逐渐演变为负担。农民在参与熟人社会的同时，又在不断逃离它，参与是形式的和表面的，逃离则是实质性的。激烈的村庄竞争使得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都变得极为敏感，这进一步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驻马店东头村一位村民所言：“以前一个小组的关系好，现在不好了，感觉没有以前朴实了。现在都是各顾各，都等着看别人的笑话。谁家挣钱了，以前感觉很开心，（因为）可以相互帮忙，现在都嫉妒。现在的人有点心理变态，弄好了，别人嫉妒你，弄不好，别人笑话你。”实际上，在华北农村，不仅普通村民之间存在相互竞争，亲兄弟之间、五服以内的堂兄弟之间也存在竞争，并且后者的竞争往往比前者更为激烈。竞争表现在各个维度，如建房、买房、买车等。竞争往往源于农民所说的“气”，因为要“出一口气”，要证明自己，所以要千方百计在竞争中取胜，否则这口气不能理顺，心里就会十分憋屈。驻马店东头村的刘长林，1994年在自家只有5元钱的情况下，通过借钱，几个月就建起了三间平房。他原本是打算先外出打工，等攒够了钱再回村建房，但当时由于堂哥和堂嫂的一句话，便赌气先借钱把房子盖起来，再外出打工还债。刘长林向我们详细地描述了事情的经过：1993 年，我（同一个爷爷的）堂哥建起三间平房，花了1万多元。我去他家时，说我以后也想要建房，堂哥和堂嫂当着我的面说，你三年、五年、十年都盖不起房，要1万多元呢。我当时就想打他，什么都没说，心里想，赌气也要马上盖起来。凭着这一股气，我回到家马上和母亲（父亲已去世）、老婆商量。老婆很担心，说没钱怎么建房，当时家里只有5元钱。我和老婆说，你不要担心钱的问题，你只负责做好饭、烧好茶，钱的事我来想办法。我四处借钱，在第二年正月十五盖好房子，堂哥和堂嫂说那番话是在头年秋收之后，我几个月就建起来了。当时心里觉得终于出了这口气了。我房子建起来之后，堂哥后来（1998年左右）又在我旁边建了一个房子，他有两个儿子，建得比我的高50公分（厘米）。他建房时我不在家，在外打工，回来后我去和他打了一架。他弟弟后来建在他旁边，又比他高了50公分，主要是地基高一点，我高一点，就压住你，都是这个想法。可见，在当地农村，越是亲兄弟或堂兄弟之间，竞争实则越为激烈。兄弟之间不仅在建房时会相互竞争，买房时也会相互竞争。驻马店东头村有一户人家有四兄弟，都在北京做收购旧家具的生意，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年收入10万元以上。之前四兄弟都没有在外买房，但在2015年，大家都买了房。最先是老三在县城买房，之后其余三兄弟也先后在同一个小区买房。四兄弟在村里都有刚建不久的楼房，平常在北京做生意，因而县城的房子买了之后一直空着，没有人住。谈及为何他们同 时买房，该村一位村民说：“人有钱就赌气，你买我也买，都是亲兄弟，都不想被比下去。”除亲兄弟、堂兄弟之间的竞争之外，普通村民之间的竞争也异常激烈。高度竞争的状态使得生活于村庄中的每个人都变得非常敏感，对相互之间一句无心的话都会非常在意。这方面最典型的现象是，当地村庄的种植大户一般都不愿从本村雇人，而愿意从外村雇人。同时，村民也不愿意在本村大户那里打工，而宁愿去外村打工。实际上，无论是大户还是普通农民，都避免与本村人建立雇佣关系，这既有出于管理方便的考虑，但更主要的则是由于高度竞争的心态已经深入农民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在此情况下，雇主与受雇者之间并不能以一种正常的雇佣关系或市场关系来交往，雇主会认为受雇者故意偷懒，而受雇者则会认为雇主瞧不起人或者故意摆架子。以下两个案例代表当地的雇主与受雇者的想法：东头村的种植大户刘长宝，承包了几百亩土地，其中有100多亩是种葡萄。葡萄园在东头村，除一个长工之外，其余都是短工。那里每天都需要雇工，最多时一天需要雇用六七十人，工资为每天50元。这些工人基本来自邻村，本村人在葡萄园打工的很少。不仅刘长宝的葡萄园招工如此，该村其余大户的雇工也一般都是外村人。对此，刘长宝做了如下解释：“找本村的，干活不好，不好说。你一说他，他就感觉你好像有架子。外村人干得不好可以直接说，生人好说话，熟人不好说话。而且本村人也不愿意在本村打工，觉得没面子，他认为你又不比我强多少，我还要在你这里打工，脸面上不好看。有的人还嫉妒你。”上文提到的刘长林的妻子，生于 1960 年，除在家务农和带孙代之外，每年还要在附近打小工，一般都是给邻村的大户打工。在邻村打工虽然距离不远，但总没有在本村方便，当笔者问及为何不愿意在本村打工时，她说：“本村的（大户）不愿意用我们，我们也不愿意去。他觉得我们干活不好，我们觉得他说话不好听。外村人好用，本村人不好用，主要是面子问题。比如，我干累了，想休息一会，刚站一下，（本村）老板就说，我心里会不好受，觉得你这个人瞧不起人，我已经很辛苦干活了，站一下，你就要说，觉得没面子。要是外村的老板说我，我会觉得是正常的。适度的村庄竞争可以激发个体及其家庭的活力和动力，从而更好地实现家庭的再生产。并且，正如前文所言，适度的竞争是一种良性竞争，最终是指向村庄整合。在竞争的同时，村庄作为一个“大公”，仍然能够从总体上对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统合，进而维持熟人社会的基本秩序，让竞争与互惠并存，从而使得熟人社会作为一种资源而存在。而激烈的村庄竞争消解了互惠存在的空间，进而重构了熟人社会中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互惠逐渐变成相互嫉妒与笑话，“弄得好，就嫉妒你；弄得不好，就笑话你”。高度竞争的关系使得熟人社会由一种社会资源变成了社会负担，并且，这种社会负担正在演化为人们的心理负担。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这种高度竞争的状态是不正常的，但只要生活于村庄之中，就没有人可以逃离。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现象，即农民在心理上并不认同这种高度竞争的社会关系，但在实践中却又不得不参与其中，不得不在村庄中维持与他人的基本交往。这种没有认同感的参与，会让参与者在其中找不到意义，从而只 能维持形式上参与而实质上不断逃离的状态。在激烈的村庄竞争之下，村庄虽然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村民之间依然相互熟悉，但却不再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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